中国人已经很努力了。
中国速度：从防疫第一，到复工抢人
前后不过10天，在深圳开电子元器件制造工厂的李伟，就从为申请复工焦头烂额，到忽然迎来转折点。
为了申请复工，李伟已经提交了四次申请材料，打印机用到没墨，废弃文件堆满了办公桌——2月9日深圳防疫政策放松，从复工“审批”制改为复工“报备”制后，他就马上就去申请，但第一次时复工报告没有模板，李伟写起来无从下手；第二次，政府给了个模板，也就是深圳的“七个一”复工政策，但等写完提交上去后，情况又变了；第三次要换成承诺书、花名册、防控制度和防疫物资储备4份文件，李伟和行政两个人加班写了几十页材料，终于准备齐全，哪知道交上去后，政策又说文件某些地方要调整，他们只能再拿回来改。
“（这么来回变）主要目的是延迟一点复工。”李伟揣测。而且，工厂主要面对的有街道办、安全监护部门、区政府还有工业园区4个部门——疫情之下，一些管控严格的工业园要求企业提交材料才能进门，但提交材料需要公章，公章又在办公室里，进了大门才能拿到，这成了个死循环。
复工申请要求多变只是问题之一。李伟觉得，在2月20号之前，复工门槛对自己来说实在太高，比如一项规定是，要求公司来了多少人就要准备多少个房间隔离。李伟公司加上工人有80号人，即便刚开始来的人不多，起码也要20多个房间。
“我们说没那么多房间啊，对方就说那就别来，先在家呆着，有几个办公室就来几个人。”李伟对36氪说。“当时这条卡死很多厂。”
防疫物资准备上，他也力有不逮：需要准备15天的口罩、消毒液，每天早中晚要消毒三次。而且，最开始还一度要求工厂配备防护服。那个时候，武汉的一线医生都没有足够的防护服，他们这样的小企业主自然找不到这么金贵的物资。和政府沟通之后，改成了准备足够的雨衣。一件2块钱的雨衣，价格飙到了20块，但李伟只能忍痛到处找关系进货。
“那个时候所有人的焦点都在防疫上，人命关天，安全第一，和人命比，企业复产当然第二位。我们也理解。”李伟表示，只是作为企业主，复工每延后一天，撑下去的难度就又高了一点。
“我们这种中小企业，出现一个病例就是整厂隔离，复工不是，不复工也不是，两头为难。” 也是在深圳开厂的三防手机品牌AGM创始人余陈志说，开工防疫的责任让他倍感压力。
总之，李伟认识的工厂主朋友们，虽然不少都提交了材料，却没有人能够在20号前顺利开工。他有的工厂主朋友甚至认为复工无望，直接放弃。
但李伟的复工申请战仅仅拉锯了10天。深圳在2月20日出台“先复工，后审批”政策，李伟忽然就能打开了公司大门。
中国经济难以忍受一个月的停摆。
从数字上看，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制造业PMI降至35.7，低于上月14.3个百分点，为2005年有数据以来最低。在生活中，企业主们不时表示资金即将断裂、必须裁员或复工的声音，正一浪高过一浪。
那些聚集着民营企业主、过去40年中国民间经济活力的发源地，比如义乌，从防疫第一，最快一跃转为力推复工。
在义乌最为标志性的大型市场国际商贸城，商户们必须按时开业——一、二区要求2月18日开市，三、四、五区要求2月24日开市，被隔离和封锁无法返回义乌的商户除外——不按时开业，就会被市场管理方扣除“诚信文明积分”。商贸城的诚信分跟驾照分一样，被扣一定数量就会不被允许营业，收回使用权。
“说要回来开门，我婆婆担心死了，很不高兴。但没办法，诚信分一年被扣掉12分，摊位就没有了。”在义乌商贸城有摊位的Sandy对36氪说。
而在之前两天，2月16日中午，义乌市丝路新区管委会招商局局长盛华兵接到通知去市政府开会，当天下午4点，盛华兵就坐上商务车前往湖南怀化。
盛华兵是为义乌企业去怀化接回无法返程的员工，像他们这样工作小组，16日当天出发的共有10个，分赴湖南、云贵、陕西、河南、江西等多地。随后的十天里，义乌将工作小组的数量增加到了50个。
盛华兵从没去过湖南怀化，完全陌生。直到上路，盛华兵跟湖南怀化方面的联系工作才刚刚开始。而且，即便有义乌这边开出的政府介绍信和健康证明，盛华兵对能不能进入怀化境内都还心里没底，也不知道会不会“一进去就被隔离。”
“义乌管得最严，放得最快。”在义乌做外贸的袁书对36氪评价说。在盛华兵动身湖南前一天，2月15日，袁书的公司得到了政府批文允许复工——袁书团队准备的物资，是3瓶84消毒液、1个喷雾器、1个红外测温仪、5条抹布、100双一次性橡胶手套、3瓶洗手液、2瓶洁厕灵、20件一次性消杀防护雨衣和最重要的200个防护口罩后。
在2月中旬，企业提交申请到义乌政府相关部门批复的时长基本上只需两天。这距离义乌商超、影院、网吧、饭店闭门谢客，红事缓办、白事从简，交通关关设卡、村村封闭，也不过半个月时间。
在防疫最严格的时期，1月31日下午，义乌官方宣传的防疫口号，直接从一周前的“少外出 不聚集 戴口罩 讲卫生”，改成了简单粗暴的“在家！在家！！在家！！！”。
两天后，2月2日，义乌市“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令第10号要求严格控制居民出行，实行“211”制度，即“每户家庭每两天可指派1名家庭成员戴口罩外出采购生活物资”。
2月9日，与一些城市一样，义乌所有零售药店暂停向市民销售适应症含“发热、咳嗽”内容药品，以督促发热、咳嗽症状患者就医就诊。
2月12日，政策风向开始变化，义乌下发防疫第16号令，正式将“推进城市全面复苏”提上议程。不仅取消了持续了十天的市民“211”制度，义乌商贸城开市、企业复工复产、城市复苏被迅速列为市府工作重点。
同日下午，“在家！在家！！在家！！！”悄然消失，口号又恢复成了冷静的“少外出 不聚集 戴口罩 讲卫生”。这一天，也是官方通报上最后有确诊病例的发布，累计确诊病例数字停滞在了16例。
两天后，2月14日下午，这个口号突然转变为热情的“义乌欢迎你回来！”
随后，盛华兵们就吃着开水泡面，踏上了去往全国各地“包车抢人”的路。到达怀化后的一周里，盛华兵的三人工作小组用六七十趟大巴、一趟高铁，为义乌招回、新招共计接近三千人。按照义乌政策，他们登记信息、通过体温等健康检测后，持绿色健康码第二天即可在各自企业正常上班。
盛华兵们这么拼，非常有必要。复工并不是单家工厂的事情，而是重新启动一架庞大机器的复杂过程。
不是工厂复工，是要产业链复工
在义乌做外贸生意的袁书其实已经复工两周了，但他的复工还要打上引号。
像义乌千千万万的贸易公司一样，袁书从全球客户处接订单，然后在庞大的中国制造产业链上寻找供应商，低买高卖，赚一点贸易差价。
尽管袁书已经“复工”，但是他的供应商们基本还处在无法复产的状态。比如，客户下单一个小小的包，袁书首先要为自己长期合作的加工厂挑选一家合适的布料工厂，然后是寻找印染厂，接着样品打样还需要复合厂。
而现实是，要不就是印染厂没开，要不就是布料工厂没原料。专业化大分工带来的是高效生产的制造业，但产业链上每个环节紧密相关，假如要生产这个包，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
所以，已经“复工”了的袁书每天做的，基本上就只剩下与各个客户和供应商保持线上的沟通。
在义乌这样的产业集群中，一桩生意会跟另一桩看似没有关系的生意产生有联系。比如，塑料管属于轻货，装集装箱运输到海外一般物流公司都会跟产值更高的重货搭配，以降低运费和清关费。可是受疫情影响，浙江省内台州、温州那边的龙头、阀门等“重货”生产地的情况还没有稳定，经济生产没有义乌恢复快，于是，做塑料管生意的老板娘Sandy也在为发货头疼：物流成本太高，生意就不好做。
义乌一带轻工业居多，生产环节已经算相对简单。在距离义乌一千多公里的南方，同样是中国制造的代表，深圳的经济体量是义乌二十倍，但深圳是电子数码工厂居多，产业链条也远更复杂。
深圳一家电子线路板公司的高管李良2月底时正忙于一遍一遍给客户打电话，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延迟交付日期。按照正常流程，线路板一般是7-10天交货，复工日期一拖再拖，生产进度已经脱节，“没办法在最后几天像变魔术一样变出来”。
他在同行圈里打听过，大家的工厂都还没动起来，“基本就是工人在打扫卫生”。他的工厂也是一样，只能做做样板，无法量产。
李良公司是产业链的上游，主要给LED面板/仪表仪器工厂供货。他供不上货，他的客户就无法生产。
杨昊所在的那家智能面板公司，生产材料上还可以暂时支撑一阵：他的工厂会在过年放假前屯一定的安全库存，一般够他们18条产线运转一个月。不过，在复工第一天，真正到公司的只有两个工人，而这还是为了鼓励员工复工，他给工人们承诺双倍工资的情况下。
生产节奏难以避免要放缓，但长远来看，问题出在下游客户上：去年年底他们转向广告业务，想在网约车上增加广告屏，拿广告分成。但疫情打乱了这个计划，公共出行需求下滑、乘客减少、 广告主也大量减少。广告转型计划暂时宣告失败。
“以前是事半功倍，现在是事N倍功半，”董大成在深圳宝安区有一家手机产线自动化设备工程，算是手机厂的上游。
春节假期后，为了让工厂复工，他想方设法组织工人回厂，让研发、采购、技术服务采用线上办公，不断寻找同行公司进行产能协作消化订单，但这也只能保证最低程度的客户需求。
“有很多事情是你无法解决的。供应商就是不开工，工人就是不回来。”董大成对36氪说。
AGM户外三防手机的创始人余陈志度过了等待复工批文、天天失眠的整个2月上旬，终于能开厂后，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整个链条的运作已经停摆。余陈志的一小部分上游供应商是1、200人的小企业，很多要到3月中旬才能全面复工，加上开产线后调试的时间，真正交付到他们手上也得到4月中下旬了。即便AGM现在加班加点，库存耗尽后，他们没了材料也只能停下生产。
整个公司也就回来了十分之一的人，公司平时坐办公室的人也倾巢出动上了产线，帮着联系物流公司发货，打单。他估计3月底的复工率也就到20-30%。
熟练工人本来就紧俏，他们这种中小企业在和大厂抢人时没有什么优势，“能不能抢到人是问题，花多大的代价能抢到也是问题。”他们能给返工的工人600元的车费补贴，这样的数字自然无法和富士康给新员工的7000元补贴相比。
工人和防疫物资，此刻就是最稀缺的资源。义乌“抢人”，就是在给自己抢最关键的复工资源。深圳则在鼓励生产防疫物资，提出“2020年2月1日—3月31日购买的设备，按不超过设备投资的50%予以资助，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为此，不少企业已经转向口罩机的生产，除了比亚迪、上汽通用五菱这样的大中型汽车制造业，一些中型的公司也在经营范围中增加了医疗相关的类目。
钱是另一种稀缺资源。
做线路板厂的李良在担心，“最不乐观的就是，应收账款收不回来，应付账款也在拖延”，“现在每天晚上做梦都在想钱怎么办，断粮了怎么办”。
不仅缺货压力会在产业链上传导，资金压力也会向上下游传导。
中小企业做生意赊账是常态。创凌智联科技的创始人开军是在深圳做WiFi模块、路由模块、TWS蓝牙耳机板研发生产的，因为去年转型开始做自研，也有了一些定制业务，客户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供应商，所以交涉时还有些话语权，平时的账期控制在1-2个月。但在非常期间，他们必须得配合客户，双方一起熬下去，避免客户破产成了坏账。现在他们账期延长了15天，这已经是开军公司的极限。
开军认为，更举步维艰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替代性很高的线材类供应商，他们没有话语权，账期通常会长达6个月，甚至年结。一旦遇到付款拖延，他们资金链可能直接断裂。
无论是工厂还是政府，都已经非常努力了，但很多事并不在他们掌控之中。
环球同此凉热
3月的第一周，袁书的订单已经能打样了，但是工厂那边的产能只有50%左右。原来同一单需要30天生产，现在就要45天，或者没法预计。
但他看得更远。袁书隐隐感觉，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新冠疫情引起的风暴或许要两个月之后才来。
“之前看新闻说意大利都封城了，我就感觉这个事情不对了。”对袁书的外贸生意来说，意大利封城的冲击远比武汉封城要大。
最近两周的情况是，意大利和韩国的疫情突然爆发了。与义乌有点类似，意大利其实是欧洲的一个贸易中心，它有无数的展会，欧洲的小国家都会去意大利看货提货。最近，由于意大利疫情日益严重，涉及建材、美容产品、眼镜等多个展会已经宣布取消或延期，那么很多欧洲客户的采购计划就会放缓。没有展会就不会下单。
“大家现在还在做年前积压的订单，其实这两三个月是够做的。但是两三个月之后呢？没法确定。”
在袁书看来，快时尚、饰品等fashion产业“上半年的钱已经肯定赚不到了”，但影响还在于，现在客户采购和出货的商品会一直卖到七八月份卖，客户能看到上架效果，这会使他们对九月份的采购计划有新的感观。“但如果客户错过了上半年，那下半年的订单也会缩减，因为对于上半年的市场趋势没有了参考。”
义乌以贸易立市，由鸡毛换糖而来的小商品市场让这座城市闻名遐迩，作为一座县级市，义乌的国际化程度可能是全国最高的。
义乌企业的很多客户是国际采购商，他们受到来自下游的市场需求预期减少了，对义乌的需求也减少了。意大利展会取消的影响会传导到义乌，再从义乌传导到长三角、珠三角等中国制造业中心。
在义乌做塑料水管生意的老板娘Sandy，经营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前店后厂、自营自销”，店铺门面在义乌商贸城，迎来送往全球客户，工厂车间在隔壁县的工业园区。产品流程并不复杂，采购塑料原料，然后用模具做成塑料水管就好。二三十个工人，一年下来差不多能做一千多万的外贸产值。
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一、二区2月18日率先开市，2月20日Sandy的工厂也获批正式复工。这比往年的复工时间只是推迟了半个月，但对Sandy来说损失很多。
Sandy的客户大多来自中东地区，每年客户都要过斋月，白天就不吃饭不工作了，当然也不会有订单。按照伊斯兰历法，今年的公历四月底就开斋了，Sandy必须赶在中国春节后、客户斋月前完成这一段时期生产和销售。
然而，新冠疫情来袭，Sandy接到的订单起码减少了30%。“客户都不敢来了。”
袁书认为，采购商客户不来，还不仅是因为担心生命健康安全，更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也没生意做了。所以只要客户仓库里还有货，对于下新订单这件事就会再考虑考虑。
“虽然现在政府给优惠政策，老外来了机票免费酒店免费。但是老外把货拿回去他也卖不了。”袁书对此非常无奈，“政府支持力度再大，它也不能逼客户来下单，对吧？”
订单问题也困扰电子制造业。每年全球手机界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盛会MWC也已经宣布取消。
大家一边产能不足，一边销售无着，但因为整个链条效率降低，商品价格却在上涨，货更难拿了。
“以前跟工厂都是先拿一百箱袜子过来，约定账期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再付款，但疫情之后现在就要先打钱。生意变缓慢之后很多企业就害怕货生产出来或者进我的货仓之后，客户你不要了。”袁书说。另外，原材料、物流、人工等各方面成本也增加了。
比如，原先义乌因为聚集效应，物流是非常发达的，价格也低，但现在物流供应减少，可能就要商家自己找车来送货，这个价格比物流公司送货就要高。
疫情一来，小音箱、键盘、耳机等深圳电子产品的全系配件也在应声上涨。36氪获得的一份供应商3月2日报价单显示，电子产品配件至少涨价8%，最多则有25%。
“好像回到了十年前二十年前，物资紧缺的年代。”袁书对36氪说。
更长远的忧患在于，疫情中，中国制造业的产能是否会加速向越南等地迁移。
余陈志的公司也承接海外ODM业务，占了他整体业务的30%。他们现在以不可抗力申辩，希望客户们能宽限一些交货时间。绝大多数客户表示了理解，这次接受了1、2个月的延期。毕竟，他们也没有其他选择：现在三防手机的供应链70%都在中国。中国代工生产线的完整和工人的熟练，在世界范围内短期内还很难找到替代者。
但余陈志担心，这件事会让客户开始慎重考虑开发新的供应商，将产线逐渐转移到越南和印度去。这一次，对余陈志这样的中小企业主来说，失去未来订单的风险越来越清晰可见。
当然，即便越南有人力，很多原料和上游零部件也需要从中国进口。这就像杨昊的面板生意一样：面板所需要芯片都是海外进口，他正苦恼于疫情在主要的芯片进口国美国、日韩肆虐。
创凌智联科技的创始人开军还想要接下来开拓一下海外市场。他们产品研发、工艺有一定门槛，短期内替换没那么容易。他们考虑在国内客户缩水后，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做些外贸生意。“组装可以放到越南和菲律宾，但关键配件现在很多还是只有从中国出去。 ”
但50多岁的王泽已经萌生退意了。他十多年前刚来到义乌时，像他这种生产文具塑料片材的工厂还少之又少。他见证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凋敝，经过数年的经营，工厂的营业额最高峰时期能达到两千多万，但随着同行玩家越来越多，掌握渠道的下游也开始建产线，营业额两三年前开始以每年10%的比例往下掉。
“我们厂没有自己的品牌、所以很被动”，“我们如果脱离下游（文具厂），产品就卖不出去了，而他们脱离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人愿意给他们生产，同时他们也能自己生产了”。
疫情期间的他一直情绪不好，但以慈父形象示人的他并不愿意将一切在孩子面前提起——停工的一个月，单单厂房这一项就已经亏损了将近30万。
他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又不懂电脑、电商这些新词儿，只能花更多的时间去加强和下游客户的关系，多送礼多串门。他也开始和周围的工厂主一样，将现金流放在股票市场上，期望获得更高的收益。“三个孩子也大了，等过几年他们都毕业了，我就收手不干了。”说完，他轻轻叹了口气。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伟、董大成、李良、王泽、袁书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