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这个人的思考远比拼多多这家公司有意思的多。换句话说，拼多多更像是黄峥思维模型中的一个象限，不，是一段矢量而已。
1 黄峥在个人财富踏上一个新高度的时候，卸去了CEO的职务，专心去做战略。同时让出股权用于合伙人建设和慈善事业。这一代创富者在权力和财富面前，没有拖泥带水，转身快、手法利落。如果说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互联网真的有什么进步的话，可能还要从这里看出些端倪。
相比前辈们，黄峥显得智慧、通透了很多。
和黄峥个人财富新高度引起的热烈关注不同，他的个人微信公号最新一篇文章《把“资本主义”倒过来》至今的阅读量只有9万。考虑到这是一篇三年前的文章以及黄峥本人的热度，这个数字过于低调了。
2 “他的帝国里一手是保险，一手是投资；一手卖的是抗风险能力，收起来的是钱，另一边则是把钱放进有护城河，能产生复利的果园里。”——黄峥
芝加哥经济学派开山鼻祖弗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做出了区分。风险是可预知且可通过“保险”化解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预知，也就无法化解的风险。对于企业家而言，其利润就是对抗不确定性的收益。在这里用到巴菲特身上，就是用资本放大不不确定性的收益。资本力量越大，滚雪球之后收益越大，这就是黄峥说的“护城河”。
3 “如果市场是高度有效不受干扰的，法律是保障资本及其复利的合法性的，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富的人越富，穷的人越穷。”——黄峥
市场高度不受干扰就是完全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在这样的前提下，资本和土地、劳动力不同的是，会向高回报率地带流动。高回报率地带就是创富地带，是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知识创新温床。这里说知识包含了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四个模式。
需要提及乔治．吉尔德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及他那本构成里根经济学核心的《财富与贫困》。
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写道，“资本主义制度的健康状况，取决于保险与风险之间，团结与竞争之间，储蓄与投资之间是否取得平衡。没有合作和安全并不会比没有风险和竞争的刺激更能使资本成长。在力图达到平衡时，风险终究是不可避免的。”
自由竞争+直面风险，构成了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逻辑。
乔治．吉尔德认为政治的本质是关于保险的学问，也就是说政治家需要做的就是确保本国面对风险的能力，并尽量避免面对。但“保险”本身又具有风险性，所以政府如果承担了一个社会的所有可能的风险的话，意味着政府面对的风险会远远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因此，政府就要把抗风险能力和承保能力归还到社会，也就是企业和个人身上。道理很简单，政府一旦承保失败，就会采取激进的财务策略，造成通货膨胀。而企业一旦承保失败，可以是破产，也可以是重组，反而会加强资本和资产的流通。
要相信企业具有自我平衡保险和风险的能力，并且市场会自己做出奖惩。
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如何平衡“财富与贫困”的问题，也就是“效率与公平”。吉尔德主张“供给创造需求”的1970年代末，正是美式资本主义发展的瓶颈期，也就是德鲁克认为的美国正在滑进“后资本主义”。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之下，美国是否需要尽快摆脱罗斯福新政的影响，成为了重要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197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突然陷入了停滞，富豪阶级则进入了快速增长通道。美国在2018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5，创五十年以来最高。
吉尔德理想主义地认为，贫富仅仅是历史现象，是可以靠创富运动解决的。事实并没有支持他。相反，以计算机技术和微芯片技术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提高了个人财富或者小型群体财富的效率，却并没有解决公平问题。
德鲁克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的远见藏在了他一直没有说出来的话里，也就是“知识“只会让财富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加剧。我的这一结论来自于德鲁克的两个观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资源虽然是知识，但依然要遵循市场经济；知识会从个体化向群体化转变。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的潜台词：知识经济并不会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除了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个人之外，他们早期的团队也会成为知识创造财富的受益者。这也是社会组织化的后果之一。
美国式资本主义的两极化的愈演愈烈，恰恰是发生在了德鲁克预言的“知识社会“里，也就是后资本主义。
4 “在‘后资本主义‘的时代里，假设钱的有效再分配和积累同样重要。我不禁在想，有没有可能同样用保险和复利，或者说是倒过来的保险和复利来让财富分配更均匀一些呢？存不存在一些机制能让穷人也能卖’保险‘给富人，穷人也能卖一些自己的’软实力‘、自己的意愿、抗风险能力给富人，从而实现更精细化的反馈，周期更短的钱从富人向穷人回流的循环呢？“——黄峥
保险的确是一种财富再分配方式，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电影《西虹市首富》中的沈腾用“减肥险”的方式在社会进行财富分配。当然，他这么做是因为确定了这件事没有风险。他只有用快速分配的保险模式，才能赢得更多的可继承财产。
赢得财产继承权是《西虹市首富》给出的一个绝好隐喻，它意味着“主观预期”在保险流程中的主导性。巨富阶层有主观预期，穷人也有。生产者有主观预期，消费者也有主观预期。而他们的预期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和时间做对冲。
但保险真的就可以把资本主义倒过来吗？
5“有一千个人在夏天的时候就想到在冬天的时候要买一件某种样子的羽绒衣，他们一起写了一个联名的订单给到一个生产厂商，并愿意按去年的价格出10%的订金。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工厂是愿意给他们30%的折扣的。因为工厂从他们的联名订单里获得了一个工厂原来不具有的一种需求的确定性。”——黄峥
必须要在这里指出的是黄峥混淆了“富人”和“生产者”的概念，他把这种生产定制的概念认为是富人从穷人手里买保险。黄峥的“富人”是资本家，并非生产者。就好像他自己是一个资本家，但不是供给者。
“生产者”是针对“消费者”而言，是经济学理念，他不一定会成为富人。即使是的话，也是在多次财富分配之后。但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折扣”理念，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低价”。用属于未来的消费需求，以低价的方式去激活不确定的生产需求，从而拉动整个生产体系的效率。这背后的假设是社会存有大量闲置或者无法取得投资回报的资产。
前几年很多人谈论共享经济，其基本假设也是如此，脱离消费的资产投资在货币超发和过度信贷之下呈现出了过剩状态。这种过剩在哈耶克看来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关键原因。
走出危机的方式就是不要再对货币进行刺激，而是通过降低物价把储蓄变成消费。黄峥所谓的穷人向富人反向保险，其实就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为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承担成本。低价+成本共担的模型可以刺激消费市场繁荣，进而使资本供给恢复和增加。
如此，经济便会开启新的周期。
黄峥设想的把资本主义倒过来，就是通过中间机构实现“低价+成本共担”的增长模型。这个可以起到价格杠杆作用的中间商业机构，是不是拼多多呢？
6 作为现象的拼多多和作为本质的拼多多
当消费者向生产者提供保险，也就是提供未来的市场信息。在一个需求稳定的环境里，或者在一个计划经济的环境，生产者是不需要这些信息的。比如罗永浩做手机时，要找一条生产线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能满足他的生产要求的工厂都在为更大更稳定的需求量而开工。
当投资过剩出现后，投资需要转变成消费供给。这种转变是发生在那些没有更大更稳定的生产需求的小厂，或者非知名品牌企业身上。我们说拼多多在初始阶段，甚至在目前阶段存在非常严重的假货或者山寨现象，其经济学上的道理就在这里。拼多多要粘合的生产方是星星点点的小规模厂商。它们的活力才是宏观经济活力的晴雨表。
当然，这不是在为山寨或者假货现象辩护，而是说这个现象并非事情的本质。
我们今天看淘宝，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电商平台内部的市场机制是可以逐步淘汰掉假货的，起码会大大降低其存在比例。淘汰的前提是首先让其浮现出来。这个结论也适用于拼多多。很多时候，所谓需求不足或者产品过剩，只能说是残次品过剩。这恰恰说明缺少了创新的生产和供应方式，进而培育新的需求。
在社会学层面上，拼多多的本质是一个“消费者沙漏”。“消费者沙漏”是花旗银行在n多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是随着中产阶层的消失，社会分化成“巨富”和“其他人”，聪明的投资者只会选择两类投资项目：满足顶级富豪的奢侈品品牌和折扣店的商家品牌。
显然，按照黄峥阐述的理念以及中国的市场环境来说，做一个“两元店”模式的电商平台更实际。另外不容忽略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个难以界定、含糊不清的群体，这个群体的肖像侧写始终在随着经济政策（更准确说是房产政策）的调整在改变着。
既然无法描述何谓中产阶层，那我们肯定知道什么不是，比如黄峥透过媒体传达的“五环外”群体。但在我看来，“五环外”的命题根本不成立，换句话说，除了二环以里的，其他所有用户都是‘五环外“用户。
7 “这种反向的保险能让每一个普通人的信用和意愿变现”——黄峥
这里有个关键词，“信用”。对于阿里的电商平台来说，信用来自于围绕支付宝建立起来的信用大数据。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硬”信用，脱胎于传统的金融体系。但黄峥构建信用体系的模式是借助于社交工具，也就是微信，这是一种带有游戏体验的“软”信用。
传统电商是“交易-信用”的路径，拼多多建立的是“信用-交易”的反路径。后者的优势是流量产生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为零，因为“货”一直在找“人”。当然，这种流量寄生性会导致拼多多的至少半条命还攥在微信手里。
8 “这里的本质是，每个人（无论穷人和富人）对自己的意愿，对于自己在未来某个点的需求和规划往往是比其他人要清楚得多的。”——黄峥
崇尚个人理性、崇尚市场经济，虽然我们无法确定黄峥是不是一个经济新自由主义者，但他应该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9 拼多多和阿里相比，就像一个单细胞生物去对比一个相对复杂的生物体。我一直信奉“进化”优于“发展”，目前的拼多多发展势头猛烈，但是要看它的自我进化能力。
黄峥和马云是安全不同的两个物种，起码前者有着比较强烈的自由主义冲动。
10 黄峥崇拜的巴菲特有一个著名的“巴菲特计划”，一个立志改变资本主义的雄心。其理念就是“只有巨富可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