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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1949-1978:从百废待兴到百废俱兴

编者按:2019年,正值建国70周年历史节点,赢商网全国19城大联动,特别推出《70年城市商业变迁史》大型专题策划,回溯过往70年城市与商业发展脉络,以史为鉴,探路商业与城市结合的更多可能性。

天津商业的变迁自有其独特性,与天津近代历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与毗邻首都的政治地位更紧密相连。

近代天津在列强侵华的大背景下迅速发展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由下野政客、失势军阀、落魄贵族等组成的“寓公”群体涌入天津,方便他们隐晦却又不失警惕地窥探北京的风吹草动,以待东山再起。在津寓公多挟巨额财富,其中便有不少投资房地产和工商业。20世纪30年代前后,天津商业发展到较为巅峰的时期,“北天津,南上海”便是民间对于南北两座“十里洋场”的评价。当时天津在经济地位上仅次于上海,甚至已经超过了京城。

解放后,随着新中国管理体制的到来,天津迎来了公私合营、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直到现代商业的转变。现在,这座城市早已有了全新的模样、性格和命运,商业则成了城市文明的书写者与传承者。虽然“历史”常常关乎宏大叙事,但当城市与商业被无限拓展的时候,也留下了所有关于生长的故事。

百废待兴中的十里洋场

尽管为了避免过分破坏天津的城市建设和工商业设施,解放天津的过程中解放军尽可能减少炮击带来的破坏,但新中国政府仍然接了个“烂摊子”。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是商业萎缩、投机猖獗、物价疯涨的市场环境。为了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业、打击投机活动,稳定市场,繁荣经济,保障市场供应,天津市人民政府在解放初期就成立了工商局,负责天津的一切商业活动;1949年9月还成立了财经委员会统管全市各类经济活动,由市工商局对其负责;至1955年8月,商业局分为一商、二商、三商三个局机关,分别负责日用品的外埠批发、本地批发和零售、农副产品和食品的批发与零售业务,对天津商业的影响尤其深远。

这一时期,从产业结构来看,天津依旧是一个工业城市,其中棉纺织业占有极高的比重。自“七七事变”后,天津的纺织业几乎全部被日本垄断,建国后,改组为国营天津第一至第六棉纺织厂,当时的天津各公司的设备在全国纺织工业中是最先进的。这个时期纺织工业是天津工业的主体部分,在全国纺织行业中居第二位。有一组数据可以作证:1947年,天津纺织工业大小工厂共计1158家,占全市工厂总数的25%。职工人数为31975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30%,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4.74%。

抗战胜利后由于政局动荡,战火连绵,交通受阻,通货膨胀,工业品价格猛跌,原料奇缺,生产极其困难。纺织工业由于原棉缺乏,生产异常困难。解放后,军管会接管了主要大厂,并迅速组织恢复生产。1949-1952年,市政府将棉纺厂、纺织机械厂、毛织厂等14个企业改组为国营企业,成为天津纺织工业的骨干。至1952年末,从业人员达8万余人,工业总产值达73632万元,实现利润9210万元,是1949年的9.6倍。

棉纺织行业为重新崛起中的天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广大工人阶级有了固定生活来源。但由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也为日后60后的大批工人下岗再就业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建立初期,天津商业的经济成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50年,国营商业占12.4%,合作社商业占8.7%,私营商业占78.9%,至1957年,国营商业占比44.2%,合作社商业占4%,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占49.9%,私营商业下降到1.9%。在这一阶段,天津和全国一样,实行以国营商业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模式。

古今将相今何在

战乱给社会民生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当时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天津的劝业场(需求面积:15000-30000平方米)由于老百姓失去购买力,生意一落千丈,许多店铺无力支撑,纷纷撤离,劝业场一度处于半停业状态,正式走向了衰落。解放后,公私合营为劝业场带来了生机。政府出资改造劝业场,这座曾经繁华一时的大型商场获得了新生。

劝业场是天津商业的标志性代表,坐落在寸土寸金的和平路与滨江道交界处,始建于1928年,是中国百货店中唯一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由法国工程师慕乐设计的法式折中主义建筑,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主体五层,转角局部七层。早在90年前,天津劝业场就拥有天外天屋顶夜花园,“超前卫意识”令人感叹,当时的劝业场无论各方面都在国内属于领先。除了建筑,天津劝业场的牌匾也是重要历史文物。“天津劝业场”这块牌匾字迹稳健,苍劲有力,由著名书法家华世奎所书写。

劝业场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天津近代商业格局的形成,而且还带动了周边地区各行各业的发展,并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这在商业史上是不多见的。随着天津劝业场红遍天津,周边设施也开始以“劝业场”命名,劝业场学校,劝业场卫生院,劝业场街道,劝业场税务所,劝业场工商所等等。劝业场地区逐渐成为天津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劝业场最初开业背后的股东均颇有背景,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二大股东载振(即庆王爷,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辈)。劝业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养活着庆王府上下百余口人,并维系了庆亲王本人的奢侈“爱好”。“劝业场”之兵就是由载振取悬挂在商场中的“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个条幅首字得名。

金婉茹(左)和爱新觉罗·兆基站在劝业场大楼前合影

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下,以载振后人金婉茹为代表的股东们将所持股份捐赠给人民政府,劝业场划归国有,从此与庆王府以及高家再无股权上的关系。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劝业场迎来了第二次辉煌,率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劝业场与天祥商场合并,扩大了营业面积,调整了商业布局,在保持传统经营特色的同时,把劝业场变成了一座统一管理的大型综合商场。

“不到劝业场,枉来天津卫”。从这句老话里不难看出,劝业场这家天津老字号商场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至今依旧是中外游客游览天津必到的景点之一。如今的滨江道商圈增添了旅游属性,劝业场功不可没。

金婉茹晚年,有人问及“回顾过去以及劝业场历史,有何感慨”?金婉茹沉吟半响,提笔在纸上写下:改革辉煌,以史为鉴。

后记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也已经变的不再稀奇,新“三大件”演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悄然呈现在人们的购物清单里,天津的商业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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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及资料

【1】《新中国天津商贸业60年(1949-2010)》 编著:张堃 等

【2】一个皇裔的津门往事 来源: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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