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9点多就要躺下入睡的赵阿姨，硬生生把生物钟调到了晚上12点，只为能抢到几颗蔬菜。
1月28日，凌晨0点刚过，赵阿姨的家庭亲友群内，已是热闹异常。原本用来安排聚会、打牌、联络感情的微信群，如今成了几个家庭的“买菜情报群”。
“我现在看盒马已经快没有菜了！”“你的叮咚还进得去吗，为什么我的卡住了？”“饿了么上好像也不多了，都是水果。”
对话的几秒钟，赵阿姨刚放进购物车的蒜苗和大白菜瞬间成了“失效宝贝”，再一进去，几乎全部的绿叶菜都被抢空。让她更着急的还不是商品售罄，而是配送小哥约满了，往常早上8点多就可配送的小哥，已经约到了两天后。
“好多年没经历过这么刺激的事了，比商场大甩卖还紧张。”每天要负责一家四口吃饭问题的赵阿姨，在今年春节，被迫加入了手机买菜大军。她让女儿把叮咚买菜、盒马、每日优鲜这些年轻人必备App，一个个装进了手机。在抢购最疯狂的那几天，赵阿姨每天都要拉着丈夫和女儿一起抢，可有时还是落空。
“囤粮”是疫情中人们的第一反应。公开数据显示，春节期间，美团买菜北京地区日均订单量为节前的2-3倍；叮咚买菜大年三十订单量较上月增长超300%；每日优鲜从除夕到大年初八实收交易额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50%。
一切突如其来。这个原本属于线上零售电商的淡季，因为疫情影响意外变成了旺季，但各个环节人力匮乏、供应短缺，IT系统奔溃也随之而来。另一方面，远在祖国大江南北的众多菜农们，却因为疫情封路、封村，很多成熟的蔬菜运不出去。“农村的菜运不出去，城里的人抢不到菜”的局面在真实发生着。
吃饭大过天，尤其是当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来、尚未研制出特效药时。能让中国动辄千万级别的城市居民们在家就能买到菜、安心自我隔离，就是对疫情最好的防控手段。
在这个特殊时刻，打赢每一天的“蔬菜保卫战”，不止是一桩生意，更关系家国命运。
运出去成了大问题
村头所有的路几乎都被堵的严严实实。
王树林在杭州郊区承包的400亩花菜春节期间正是成熟期，但因为疫情，村里堵路，往年这个时间停满地头的大货车，如今全不见了踪影。
这几天，王树林每天都要去花菜地瞅几眼，但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大把的花菜正在地里烂掉，他心急如焚。为了减少损失，他想了很多办法，但问题总是回到：几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
花菜所在的基地只有两个大门口，东门跟西门都被封上，进不来车，王树林想着绕小路自己运出去，但后来发现车辆完全通不过；找儿子在网上各种发帖子，有人打来电话，但考虑疫情，后来还是放弃了。
最后他多方求情，联系到联华超市，终于在前几天自己开车给联华运了几车，但量少的可怜。往年，联华超市是王树林花菜的重要客户，但今年大家蜂拥到线上买菜，商超的需求量也不如往年强烈。他给36氪算了一笔账：自己这几天运出去最多2万斤，花菜一亩地的产量是5000斤——折合运出去4亩地的产量，而他承包了400亩地，“连点零头都不到”。
雇不到工人也让王树林发愁。往年收获季，王树林都要雇上100多号工人收割花菜，每人每天给180-200元，今年开到350，管午饭，都雇不到人。“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他们想干活，家里人都不让出来。”
每日优鲜生鲜采购负责人肖云贵也表示，他在初二、初三那几天接到了很多供应商的电话，“都是问能不能捐出去，只要拉出去就行。”
按照王树林的预估，以100万成本算，自己这400亩地少说得亏损6，70万。像王树林这样大面积承包花菜的农民，在当地还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几百亩甚至上千亩”。
“卖菜难”在这个春节成了菜农们的头等难题。
封村封路，只是这场“蔬菜保卫战”的第一道关卡。更大的挑战在于，过去农产品靠中间商转运批发，到最终零售售出的链路都被打乱。
能从村头直供联华超市这样终端的菜农毕竟是绝对少数，大量农产品还是要靠中间批发商们收运，但他们也遇到了很大挑战。
农历新年前的半个月，通常是颜建全最忙碌的一段日子。他在海南海口经营一家农超对接企业，把几万亩基地里的瓜果蔬菜采购上来，配往全国的中小型连锁超市。1月11日，他发了条朋友圈为员工和合作伙伴打气，”商超朋友们备好货就这几天了！20号收工，年初四上班。“照片里，农民们戴着阳帽、穿着短袖装箱，几十颗哈密瓜被排成一个巨大的“2020”。
本是个怀揣希望的开年。
但颜建全没想到，这轮收工后，要恢复正常生产已经遥遥无期。海南冬季是种植和采摘旺季，单是辣椒就有十几个品种，大批劳动力从云贵川周边几省涌来。“一对夫妇干个十来亩地就不得了了，”颜建全说。这意味着，春节前，海南几十万亩农田的劳动力总量就接近10万人。
而现在，他们中一半被困在海南省外的老家动弹不得。剩下的本地农民戴着口罩劳作，采摘变慢了，田间管理变粗糙了。
但这并不是最大的问题。为此，很多乡镇都组织周边和本地人都参与到了这次“保卫蔬菜”的战役中。以浙江平湖市为例，当地村干部就动员了周边工人、菜农和老百姓一起来运菜，基本都是60、70岁以上的剩余劳动力。“这些老年人干劲很足，尤其是初二到初五特别缺菜的那几天，大家斗志都很高。每天6点就起，中午也不休息，做事效率并不比年轻人差。”浙江平湖市农业农村局一名负责人对36氪表示。
但糟糕的是，由于货拉不出去，农产品行情还在下跌。颜建全说，有的辣椒品种从种苗、用肥到人工的成本在几毛钱左右，如今采购价也就是几毛，“大家积极性没了，都不太愿意多出力了”。
城里用户抢菜难，菜农批发卖蔬菜价格却不升反降，关键在于干线运输受阻。卡车司机们担心进入疫情严重的省份回来后被隔离14天，“半个月就过去了，拉不了菜，跑第二趟还得换人。”颜建全说。
如此一来，司机缺口大，运费水涨船高——从海南到北京，一斤蔬菜的运费从3毛蹿到7、8毛，这意味着一车五万斤的蔬菜运费一下子涨了两万多元。
华兴资本董事张慧告诉36氪，中国的蔬菜供给端过于分散，这个特性决定了，在疫情这类突发事件来临时，流通环节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交通部门和以防疫为重的卫生部门各有管辖，协调成本高，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量和等待时间。
这就考验各地政府的反应能力。张慧说，武汉已经逐步成体系，“对于进入武汉的救灾物资，会在企业做好防疫动作、有备案的情况下发放通行证”。类似的“通行证”制度正在更多地方落地。浙江省就给一些专门运送蔬菜的司机发放了特别通行证，“两个小时就能办好，一车一证，”前述平湖市农村局负责人说。
得知海南省交通厅下发新政策，颜建全也第一时间搞到了“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这个特别通行证针对疫情严重的湖北、湖南等省份，持证出海南的车辆可以免掉过海过路过桥等费用。
之所以千方百计地供应湖北，是因为颜建全在那里还有武汉中百，荆州、襄阳好邻居等十多个重要的商超客户。“都是长期合作的关系，再贵也要配的，”他说，“这个时期我们能保费用就行了，没想过挣钱。”
但在城市里，还有第三道关卡：居民们都宅在家自我隔离，很少出门吃饭购物。“由于企业没复工，餐饮也没营业，给线上平台做供应的基地和农户还好，如果只给线下商超和传统的批发市场供货，亏损可能会相当惨重。”前述平湖市农业农村局人士说。
怎么办？
他们在行动
坏消息到来时，反应迅速的公司们帮上了大忙。
1月22日，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通报了“武汉肺炎已经出现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并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叮咚买菜CEO梁昌霖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这个消息。
今年是叮咚买菜第三年实行“春节不打烊”，按照平日大数据的预测，叮咚保留了75%的一线员工留守岗位，并储备了相应的库存。但面对严峻的疫情，这样的预测显然不具备指导性，短时间内订单的大量涌入很可能挤爆叮咚的服务器，这是梁昌霖需要准备的。
1月23日，武汉“封城”，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叮咚买菜召开紧急会议，梁昌霖动员没有离开上海的员工都留下来，并迅速成立了保安全、保供应、保配送三个“战斗小组”，当天就派出100多名采购人员，奔赴各个产地采购新鲜食材。“大年三十、初一，当大家都在过年的时候，我们的采购人员都在山东、江苏、云南、宁夏的田间地头。”梁昌霖说。
几乎在同一时刻，阿里本地生活饿了么生鲜的负责人胡大雷（班和），接到来自总裁王磊的问询和命令：保障武汉生鲜供应，我们能做点什么？
对于长期处在强竞争状态的饿了么，餐饮外卖是主战场，而生鲜买菜是边摸索边推进的长期战略。但长期战略“升级”为紧急项目，就在一夜之间。作为没有供应链的平台，它只能在撮合供给和需求上，把效率再提高一些。
大年初一晚上，班和和他的团队商讨出一个“非常规”的方案：许多餐厅关门，做b2b供应链的公司库房囤着大量冻肉、速冻食品消化不掉，而市民无法出门，从抢米面粮油到抢蔬菜，需求激增，为什么不把两端对接起来？
初二一大早，他们就开始紧急联络社区便利店、水果店商家，和居委会、社区物业作为自提点，同时筹备产品、走合规法务流程、申请费率，三天时间搭起前中后台，初三晚就上线了这个十万火急的自提业务。按照互联网公司常规节奏，一个项目从产研调试到上线，可能需要一个月以上。
但此时，只有行动力不够的，还需要排除万难。
源头采摘是第一大难题。“一开始疫情还没那么严重，大家还愿意配合。但后期白菜、萝卜这种需求量很大的蔬菜都没多少菜农愿意帮忙了。”叮咚买菜位于山东兰陵的供应商陈民告诉36氪。供应商们只好多付报酬，动员大家复工。而为了平衡供应商的损失，叮咚也相应减少了扣点。
突发情况时刻都在发生。“有次我们采购收着收着玉米，突然这个村子就封了，最后换了3、4个村子才收够。”每日优鲜生鲜采购负责人肖云贵说。
一些长途运输的蔬菜需要在产地预冷，但蔬菜供应大省云南的冷库70%以上都因为疫情关闭了。每日优鲜原本有云南4个冷库，如今只保住一个，这大大降低了产能。为了把仅剩的一个用到极致，他们支付了三倍于平时的报酬，让加工工人把亲戚朋友都动员了一遍。
运输则是比找到供应更大的难题。肖云贵告诉36氪，他们近期处理了各种复杂状况——封路了，绕着走，没车的，现找车。“因为村子封了，有时候甚至是人拉肩扛的方式，一袋一袋抗出来。”肖云贵说。
到了城市大仓后，打包、分拣、配送又是另一个人力大项。
短缺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创新”。2与3日，盒马宣布与云海肴和青年餐厅达成用工合作，这两家因餐厅因暂停经营而闲置的员工，都可以进入盒马工作，由盒马支付报酬。
盒马全国经营管理总经理胡秋根透露，这次跨界合作响应的最快是北京，“盒马北京当天就与云海肴达成了一致，第二天员工到盒马面试。”这个范本出现后，盒马公开对接人马春茂的电话瞬间被打爆。
随后，57度湘、茶颜悦色、蜀大侠、望湘园等在内的餐饮企业纷纷与盒马达成合作，共计支援盒马500多名员工。之前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也通过媒体表示，“将有1000多名上海员工支援盒马工作，站上他们临时的工作岗位。”每日优鲜也快速跟进这个办法，和西贝、眉州东坡展开合作。
胡大雷（班和）也陷入了两难。饿了么在武汉原本没有物流岗位，只能从兄弟业务盒马协调一位同事，前往供应商的仓库支援自提项目。“这跟别人的业绩又没关，还要在那个紧张环境里，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帮忙”，究竟要不要这样做，胡大雷（班和）动摇了。
没想到的是，那位盒马同事义无反顾接受了他们的求助，第二天“准时出现在库房”。这是大年三十以来，“和团队连轴转了五六天，每天最多只睡4小时”的胡大雷（班和）心情最不平静的一刻。
不平静的其他时刻，还有项目上线后看到更多武汉用户焦急的留言：什么时候来我家门口开自提点？
在大考中历练
疫情带给公司的不只是意外的订单和暴涨的客户，还有经验、教训与思考。
“这次春节，需求是不确定的，天气是不确定的，人手是不确定的，供应是不确定的，物流是不确定的……一个高度依赖供应链能力的公司，最重要的是把各种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这是叮咚买菜CEO梁昌霖经此一役的感触。
武汉自提项目上线后，饿了么生鲜团队的下一个攻坚对象变成了谊品生鲜、钱大妈、地利生鲜这类社区生鲜品牌。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原有的主力供给是菜市场和依托菜市场的代运营，但它们通常都是大年十五后才恢复营业，今年情形特殊，即便菜市开门，返乡离开的摊贩主也未必能如期开张，直营的社区生鲜店开业率则更高。
为此，班和给团队定下“一城一品”的目标——到2月底，至少50个城市每城都有一家当地的社区生鲜龙头入驻饿了么。虽然眼下，几乎所有社区生鲜品牌都意识到线上渠道的重要，但对一线BD来说，想要通过电话就打动一位素未谋面的客户仍是不小的挑战。班和“每天都在追进度”，分管新零售的副总熊斌以日为单位向总裁王磊汇报。
大型连锁商超有春节多备货的经验，采购有规模优势，抗风险力也更高。经此一役，饿了么变得更重视商超渠道在生鲜供应中的地位。另一边，客流量骤减的商超也在谋求出路，此前推进困难重重的业务，一下子打开了局面——几家地方龙头商超在春节期间入驻饿了么，并加大了生鲜商品的占比。
线上平台们之间还存在隐性竞争。许多商超同时接入美团闪购、饿了么和京东到家，实时共享库存。最近一段时间，线上订单暴增，商超原本可卖上一天的蔬菜、肉类，两小时就会被抢光。是谁抢先售出就显得十分必要。
于是，京东到家和饿了么不约而同上线了“生鲜早市”（7点到10点）的活动，为的就是引导用户早点预订，好在超市开门第一时间就锁定订单；政府在疫情时期倡导商超供应“人人有份”，平台有无“限购”这个小小功能，也可能变成一块至关重要、甚至影响商家天平的砝码。
换个视角看，这些都是“特殊时期”的收获。
资本市场也在重新打量市场和用户。“到家服务的市场化教育，在这个疫情当中得到了一次普及。”华兴资本张慧告诉36氪。这将带来一些长远的变化：企业更有动力在生鲜供应链上提供标准化的服务，而疫情之前已经颇具规模的连锁化社区生鲜和社区便利业态，未来会更加繁荣。
随着各个环节人力的缓慢归位，大买菜平台普遍缺菜的现象已经有所缓解。根据前述平湖市农业农村局人士观察，到大年初五，上海的绿叶菜供应短缺情况就已经缓解。当然还有蔬菜结构不均衡、价格偏高的问题，但最难一关已经度过。
这场战役还将继续，也许还会是一场持久战。2月8日，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部发布会上传达说：卫生防疫专家表示，新冠肺炎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直接传播（咳嗽打喷嚏说话形成的飞沫）、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气溶胶传播是此次最新被提出的，是指飞沫混合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吸入后导致感染——这意味着传播途径大大变广，人们更难于防护，更易被感染。
林军在《沸腾十五年》中说：“因阿里巴巴内部员工患上非典后的因祸得福，公司由此获取内部凝聚力的再度统一。”比起电子商务的加速，凝聚力和共识可能是那场灾难带给阿里巴巴更为宝贵的馈赠。
非典十七年后的今天，更多的个体户、小企业主、大小商业公司在疫情中行动起来。有他们的付出，才让你我能买菜无忧，不至于过于恐慌。
由此，更大的战役才可能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