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带货如同一个风口“漩涡”,你根本猜不出下一个被“吸”进去的是哪位大佬。
3月19日,罗永浩在微博上宣布“我决定做电商直播了”,业内掀起轩然大波。有的翘首以待、热烈支持,有的感慨老罗创业未成还坚持还债,有的则担心他那个暴脾气会不会和粉丝撕起来。但不管怎么说,老罗带货的首秀估计是稳了。
而老罗之后,又迎来了梁建章。3月23日晚上8点,携程官方抖音账号“携程旅行”的直播间,梁建章在亚特兰蒂斯酒店开始其人生的第一场直播,1个小时的直播结束后,他卖出了价值1000万元的旅游产品。
和梁建章一样,许知远也很少面对直播的镜头。他在直播开始前喝了两瓶啤酒和一杯威士忌,“才有勇气开一场直播”,以至于和每一位店主连线对话时,都忍不住问一次:这是你第一次做这种事吗?
幸好当日有薇娅协助,直播最后共吸引了14.5万观众,销售额超70万元,而这大概已经是实体书店直播的最大极限。但可叹的是隔壁抖音直播打碟,光打赏就赚了72.85万元,睡个觉更是不费吹灰之力获得数万元。如果不是为了保卫快要死掉的“精神家园”,许知远不会愿意在直播间被人当着面问“知识分子是不是向流量低头了”。
他救已难,救行业难,救被技术颠覆的阅读时代更难。
书店直播,终究还是看热闹的多
尽管被疫情逼迫的实体书店,对直播仍抱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但生存压力下他们还是选择尝试。
根据淘宝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有200多家书店开通了直播,同比大涨5倍。诸如单向空间、麦家理想谷、蒲蒲兰绘本馆甚至是传统的新华书店、先锋书店等等,都放下了他们在新信息技术革命面前的不适,坐到直播镜头前努力地吸引流量。
但是,拥有名人效应的许知远终究是实体书店直播卖货的个例。
在“保卫独立书店”直播企划的第二天,吴琦也来到单向空间的淘宝直播间,当晚他推荐的书总共卖出约200本。他坦言,这个销售转换率已经“非常不错”,在此之前,单向空间的线上营销仅能带来几百元的收入,连值班店员一天的工资都不够。
钟书阁是最早开始直播的,也享受了实体书店直播的流量红利。2月4日,钟书阁的第一场直播,收看人数有8769人、评论约1万条,但是总经理王目表示,销售数据并不理想,他把原因归结为准备不充分。后来直到把《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编辑请到淘宝直播间,才借着大众对疫情防控的知识需求卖出了500余册。
一次直播能卖百余本已经算是很好,其它书店连这都不敢奢望。2月11日晚,方所青岛店进行了首次线上销售,“短短几个小时,就有一百多位朋友加入我们的微信群”,但当晚入账只有不到500元。
其实,不管是加入直播大军的还是正在观望的,实体书店的从业人员对转型线上普遍带有一种悲观的情绪。
杭州晓风书屋创始人朱钰芳告诉记者,“书店直播能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盈利的增长,不是大家最在意的”,她只是想通过直播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书屋。而另一些迟迟不开启线上直播的运营者,他们更担心目前的直播活动对实体书店而言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因为很多用户在看完直播后,转头就直接在电商平台下了单,“真正转化过去的,都是电商的收益”。
这对直播的实体书店是一个“死结”:你推荐的书固然是好书,可书这种产品在哪买都是一样的,更何况实体店里的还比电商渠道的更贵。
如北京码字人书店店长李苏皖所说,“线上不做也不行,要跟上,只能说为之后做准备”。
网红、直播与书店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许知远很反感某种带着集体性与流行性的东西,但作为一位商人,他又不得不靠近这些新趋势。回忆自己在直播间的体验,他“在里面很喧闹的过程中,感到一种巨大的孤独”。
其实不止是许知远,众多对实体书店抱有强烈精神寄托的创业者,面对直播镜头大多都有种无所适从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克服的,像许知远,虽然也在慢慢和世界妥协,试图与新事物“碰撞出新的话语”,可真面对直播时,还是要先喝酒才壮了些胆子。
而对于习惯了直播间里热火朝天的观众来讲,平心而论,如果让他们进入实体书店的直播,很多人或许能指出这些店长一大堆直播技巧上的不专业问题,却在真正与书籍相关的内容上保持沉默。所以说,书店直播真要想突破原本私域流量的瓶颈而触及到更多的潜在用户,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店长,也同时是一位合格的主播。
这也透露出当前实体书店直播的一个思维误区:为什么直播的一定要是店长呢?
先锋书店的企划经理李新新表示,先锋对线上媒介的尝试还是保持谨慎,“如果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能代表先锋的人,或者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哪怕知道直播带货可能是非常好的途径,我们可能也不会去坚持”。
“书萌”发起人孙谦也抱有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连锁书店开展线上营销,必须要有鲜明的观点和人格化,“粉丝不会喜欢放到市场上看不到的人做主播,连锁书店应该改变方法,找到合适的人”。
如同李佳琦被挖到淘宝直播,一个现象级的案例瞬间点燃了直播带货的风口,实体书店或许也需要塑造一个行业色彩浓厚的、人格化的“李佳琦”,去打破当前书店直播两方主体都不适的困境。而且相对应地,书店也可以借助网红效应吸引更多的流量,同时把书店的经营特色、推荐服务及场景体验以一种更接地气的形式推广出去。
这其实是当前所有借助直播营销的线下门店的共同需求,比如汽车,疫情期间,海量的经销商与汽车销售纷纷开启直播,但由于专业水平问题,他们的直播内容质量良莠不齐。所以,一些车企开始借用垂直类KOL的影响力缩短“消费决策”,提升转化。
当然,复制一个“李佳琦”很难,可与其被动地依赖越来越少的消费者养活,还不如放下对立与偏见。更何况直播带货连老罗也进场了,又何尝容不下几个书香气质的另类主播呢?
直播卖书靠服务溢价?
借助一个有魅力、人格化的“主播”去突破圈层、吸引流量,实体书店的直播计划也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步。很多顶级的带货主播之所以具有号召力,根本原因还在于价格。李佳琦也好,薇娅也好,辛巴也好,卖的东西便宜,才让这么多的消费者呼天喊地去抢购。这些头部KOL需要和品牌方签保价,确保一段时间内自己的产品是全网最低。
可仅这一个关键条件,就把实体书店的直播“打入冷宫”。2018年,电商渠道销售已经占图书总销售的64%,实体书店在线上渠道近乎半价的折扣面前基本丧失了竞争力。
这种价格战的失语也沿袭到直播试水中。以青苑书店为例,创始人万国英自信青苑选书、选嘉宾的眼光独到,但是一旦公开书单或活动信息,有关书籍就会被电商折扣“秒杀”。“比如我们请罗新教授来讲,罗新的书我们到货是六折,可网上永远能比六折更低,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是很难的”。
当产品价格无优势,书店只能另辟蹊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行业提倡功能转型的原因,置身于线上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当前书店直播的内容除了介绍线下场景以外,最大的价值就是为用户推书或者选书,而这种服务或将成为弥补价格劣势、培养消费者忠诚度的突破口之一。
其实不少有需求的消费者面临选书的困难。一类是希望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家长,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感到为儿童挑选图书困难,72.7%的受访者表示需要国家制定参考标准。
另一类是从对移动互联网依赖中觉醒的部分用户,以及经历了知识付费从狂热到冷静的年轻群体,他们缓解时代焦虑的方法重新转移到深度阅读上。
2月24日,辽宁沈阳的离河书店店主高明和妻子孙小迪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店内,开始复工。截至3月10日,靠着微信群里的数百个目标消费者,过去1个月里,离河书店线上销售超过4万元。
转化率如此之高,是基于顾客对他的信任。高明和妻子向读者推荐的每一本书都是自己读过的,他们讲出自己看书的心得体会以及推荐给顾客的理由。在他看来,自己是在替顾客选书。
而直播这一形式,能够更大程度地帮助实体书店打破区域限制,筛选全国范围内有潜在需求的消费者,为他们提供更契合其需求的个性化服务。而且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在“复兴”移动互联网时代下逐渐消失的阅读文化。
尼尔·波兹曼曾经说,在各种新技术争相涌现的年代,“我们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而实际上,我们也在毁灭我们曾经热爱的东西。人们放弃看书、迷恋热闹,内心却不希望实体书店消失,这种无为让保卫书店的“壮举”看起来悲哀又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