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世界中，任何企业、人都无法摆脱两个“宿命”：收益递减，稀缺。
所谓收益递减，指的是在一件事情上进行不断的投入，最终无法换来收益的不断增加，而是在一定阶段后，就陷入到收入增长与投入之间不对等的尴尬之中。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断言，人们耕种土地获得的产量，并不随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在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超过一定限度后，追加的收益会依次递减。
稀缺，则是另外一个难以避免的规律。商品的生产虽然在不断推陈出新，但相比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始终不足，最终的结果，是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与财富，需要不断的投资、生产，以为更多人提供商品。
两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稀缺在驱动着人们不断生产，但最终的结果，是生产带来的经济增长效果，却越来越低。
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究竟是什么在维持着经济的增长？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用几十年的研究，就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这个答案，也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全球科技发展、技术进步，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
一、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
七十年代的美国，被认为是其历史上最艰难、最动荡的一段时间。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能力发展到了顶峰，但经济却陷入“滞涨”之中，通货膨胀的同时，经济却陷入下滑。
到80年代早中期，随着电子产业的发展，个人电脑等新兴产业逐渐兴起，停滞已久的经济开始逐渐复苏，以IBM、苹果公司为代表的新型科技企业崭露头角，全球科技产业蓬勃兴盛的肇始，就是在这一时期。
新经济萌动的发展进程，被保罗·罗默敏锐地察觉到。1983年，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动态竞争分析中的外部性和收益递增》中提出了经济学史中最经典的问题之一：在以收益递减和稀缺为特征的物质世界中，是什么维持经济的增长？
这篇论文，就成了内生增长理论兴起的起点。在此基础上，罗默于1986年写下了另外一篇著名的论文《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在这篇文章中，罗默打造了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特殊知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经济之所以能够克服收益递减和稀缺的作用，保持增长，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就在于知识与专业人才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专业化知识的作用下，资本、各类生产要素产生递增收益。这一点虽然现在看来并不难以理解——甚至是已经称为共识，但是在上世纪80年经济学刚刚兴起不久的时候，这是相当大胆并具备创新意义的思想。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郑联盛曾经撰文，概括罗默的这一内生增长模型：
罗默排除了外生技术进步、国家差别、偏好甚至是人口规模等变量，强调知识为资本主要形式，构造出一个内生技术进步的均衡模型，其中长期增长主要由生产者的知识积累所推动。一定时间内研究投资加倍并不能使生产的新知识加倍，即新知识生产具有边际递减效应，但是，新知识的研发投资具有自然的外部性，企业的新知识亦对其他企业有着正外部性，而且知识是生产过程中具有边际递增效应的要素。
科技研发、来源于实验室与产业的各种新知识、专业人才的储备与成长，最终都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关键因素，并对其他企业、产业产生外部性——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可以帮助其他人变得越来越好。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随着晶体管、集成电路产业的迅猛发展，个人电脑开始走进家庭和各行各业。创造出巨大“增量市场”的同时，也帮助各行各业提升了生产效率、管理能力。
政府部门、大企业都意识到PC、信息化对于管理的重大意义，以甲骨文（Oracle）为代表的功能性软件公司崛起，营业收入达到数亿美元级别。
而这一切的开始，就是肇始于二战时期的各类早期计算机，与电子元器件产业的发展。几十年知识、技术、专业人才的积累，才最终汇集成一个时代发展的洪流。
二、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
20世纪90年代，全球科技产业继续迅猛发展。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SAP、甲骨文为代表的软件公司继续蓬勃发展，成为与PC相匹配的软件应用最成功的企业，与此同时，互联网相关的产业与应用悄然兴起。
1990年，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Cisco）上市，并在两年后进入中国市场；1994年，贝佐斯开始创业，打造亚马逊的早期业务网络书店；同一年，杨致远创办门户网站雅虎。到1996年，雅虎（Yahoo!）上市，1997年，亚马逊上市。
几乎同一时期，中国早期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当当等企业也开始了创业之旅。
企业家精神、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在80年代后这一波科技产业早期发展的浪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罗默的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得到了完美的印证。
知识与专业技能全面参与进了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彻底冲破了美国70年代经济的滞涨与沉闷。
1990年，罗默发布了《内生技术进步》一文。在这片巨著中，他提出了其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
这个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假定：
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第二，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
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其中的“投资”，不仅应该看做是简单的金钱、资本的投入，也包括每个人的时间、精力、从业选择方面的投入，这种“选择资本”甚至比金钱更加宝贵。
例如，小马看到了90年代早期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决定想方设法进入到这个领域，为此他需要进行各种类型的研究和学习，这个过程中，真正的“资本投入”其实并不多，但一个个小马的出现，就已经足够对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在罗默新的模型中，经济的发展需要四种投入要素：
有形资本；
非熟练劳动力；
人力资本；
技术水平。
在这里面，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占到了非常重要的比重——考虑到有形资本、非熟练劳动力在大多数时候的非稀缺性——基本上是决定性因素。
罗默所得到的最终结论是，经济规模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人力资本的规模才是最重要的。在如今的科创时代，这个结论正在被不断印证与强化。
三、罗默对中国的启示
艰深的经济学研究，得出了一个如今看似稀松平常的结论。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个研究的成功——它成为了如今全社会的共识。
罗默的研究成功，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因为人才与知识的积累需要相对长的投入时间，并且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也就是说，会导致很多不尊重知识产权个人与企业的搭便车，甚至是侵权行为。
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政策的制定，来支持全社会知识与专业能力的累积，包括对各类早期研究项目制定补贴政策，对创新型科技企业进行补贴，对专家型人才进行住房、必要生活养老开销的保证等等。
在产业层面，则需要动用政策与金融工具——这一点在过去的日韩、目前的中国尤其明显，去扶植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让他们积累到更多的专业人才和更强大生产技能。
这也许是保罗·罗默所没有想到的：他在多年前的研究成功，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并成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的助力因素。
保罗·罗默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保持高度关注，2013-2014年之间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并多次前往中国参加论坛，在多个城市进行访问调研。
罗默过去对中国的城镇化建设非常关注，他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进程，“新加坡用50年的时间，深圳可能只需要5年”。
但正如他最著名的理论所表达的，仅有资产的堆砌是不够的，他希望人们能够不断的学习，累积知识，这样才能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例如，他在2017年新浪财经的一次活动中强调，一份工作应该具有“双重利益”，不仅可以提供收入，还应该为就业者提供学习技能的机会。
罗默举例道，外科医生并不是靠书本来学习做手术，他们会先看书，再观察别人怎么做手术，之后再有人指导他们亲自做。
“很多工作也是这样，重要的学习都在工作中完成，因此重要的不是就业本身，而是保证工作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学习的机会，这样才能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