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武汉800公里外的浙江，已成为除湖北之外，新冠疫情第二严重的地区。温州、杭州、台州、宁波四地，成为浙江省确诊病例前四名的城市。省会城市杭州，已经在这两天，启动了这个城市可能有史以来最严格出勤管制。
阿里集团西溪园区所在地的杭州余杭区，以及相邻的拱墅区的所有社区和地方，实施了最严格的所有小区封闭管理。每两天只允许1人出门采购一次，进入菜场的次数，需要凭票核实频次。
鲁迅先生的家乡，地处上述四个城市中间的绍兴，疫情情况则在浙江排在中间位置。
绍兴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疫情，绍兴却不是疫情关注的重点城市。绍兴下辖的新昌县，更不在舆论的焦点里。虽然，这是一个与宁波、台州接壤的县城。这个县城就像浙江防疫严峻的城市之间，一个安静的存在。
但是这个小县城的防疫情况，却因为这是一个小县城，表现出和外界正在行动和关注的防疫情况，有着很多的不同。毕竟，疫情改变了这个小县城的春节。互联网又拉平了地域之间的信息差。主流视野之外的县城，在抗疫执行过程中，又有着一个县城的生活方式，和全国共同聚焦的些许不同。
紧缺的口罩，不停的加班
口罩，全国都需要，新昌县城也需要。
新昌城南乡卫生院的医师黄莹莹（化名），原本被安排腊月廿九（1月24日）值班，之后休息。没想到却从廿九又上到正月初八，才熬到一个休息日。疫情，让她的休息，全听上级安排。
年前几天，县城里到处播放着《好日子》，全城洋溢着过年的喜庆。但很快，这种喜庆在疫情下，就变得沉寂。
1月21日，农历腊月二七，因为钟南山院士提到“人传人”现象，民众开始高度紧张。但在新昌县城里，买口罩、戴口罩的人依然不多。在人群高度密集的菜场里，也只有几个人带着口罩。
1月23日，对浙江、新昌来说都是分水岭。当天，浙江省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隔天24日是除夕，上海、北京、天津、湖北等九地也启动一级响应。小县城也在当天，宣布了第一例确诊病例。
药店的口罩，可以用一夜间被抢售一空来形容。除此之外，还有陆续传出口罩涨价及售罄的消息。黄莹莹1月23日买的口罩，28日才由顺丰送达。
黄莹莹和同事们等着上级总院发放口罩，但是总院已经缺货了。2月1日，农历正月初八，新昌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不得不向社会求助，募集医疗物资。而绍兴市所有药店停止口罩售卖，全部改为网上预约制度。每人每日限领一次，凭医保卡收货。
也就是说，如果一次申请领取10个口罩，10天后才能申请第二次。网站没有公布每天限领口罩数量，许多人刚点进去，就弹出申领结束的通知。这种申请领取物质的经历，从未出现在80、90后的人生经验里。70后以上年龄的人，也不是很会在网站操作申请。
黄莹莹自己，也只能领到一次性医用口罩。
问题并不限于口罩了。由于每天接触的人多，村民不愿意让她回村，称她是“危险人物”。她和部分医护人员，只能选择住在医院里。值班时间也不能固定，因为可能随时会接到值班电话。
伴随着村镇的封锁，2月1日开始，新昌县城南乡发布了疫情防疫期间有奖举报的通告，对举报新线索，经乡政府核实确属前期未掌握情况的，落实一人，奖励第一举报人300元。这种举报电话，对于黄莹莹来说，不排除就是一次“折腾”。
因为一旦接到警报，黄莹莹等人必须立即出面核实情况。多数情况都是虚惊，“明明没有发烧，瞎折腾一场。”县城里的人们，面对一个极端情况，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利益抉择、个人自保，以及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还在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黄莹莹的另一部分同事，被安排去站道口，做着路过行人测体温的事情。三天一轮班，从初七开始，24小时监测。“女孩子日班，男孩子都是夜班。我们申请前夜班也可以，不过白天车很多事情多，但是夜里又太冷。”
值班、出动、站道……黄莹莹觉得虽然比不上支援武汉防疫前线的医疗人员，但她依然感到疲劳不堪。唯一一次暖心的时候，来自一个意外的感动。“那天道口一个劲有人问我，他带的口罩有没有用，我说好用的。他就拿出一道给我，我差点落泪。”
尽管如此，她却不怪自家村民不愿让自己进村。她觉得，这不是一个能轻易打消疑虑的特殊阶段，而且，她觉得她自己也不是最辛苦的那一批医护人员。
营业的超市，应急的物资
1月25日开始，除了那些保障基本民生必须品供应超市、药店之外。整个小县城其他线下店，几乎都已经被关停。
1月27日开始，新昌县的城乡公交与公共汽车，也停止运营。
1月28日开始，饿了么在新昌县的区域数据显示，这里的线上代买订单快速多了起来，不少家里囤菜的情况，开始告急。饿了么外卖骑手小胡（化名），从这天开始，每天几乎都要接到40多笔订单。
从除夕到初六，单笔订单的收益可以超出以往的十几、二十元。初七之后，再恢复到5元。小胡介绍说，他接的代买订单，主要集中在超市类物品，尤其蔬菜和肉类购买需求大。
“买肉必须在上午，下午就没有了。”他掂量着一块肉，判断新鲜程度。客户原本要求买豆荚，价格16.8元，他觉得没买肉划算。价格是代买的敏感因素，“买贵了他不要，就麻烦了。”
特殊时期，客户不会因为超时，不耐烦地催促。小胡更愿意花时间在与顾客的事前沟通，到超市打电话给客户，最后确认要买的东西，现场报价让客户自己判断价格是否合理。
这个跑腿的活，挣的就是那种大家不想或不敢出门的辛苦钱。
饿了么在县城里，总共有两个站点。每天为骑手提供两个口罩以及两次消毒，每个站点约20名骑手。配送范围三公里，基本能够覆盖整个主县城。另外，美团在这个县城，有3个站点。
对比正在发生疫情的全国其他地区，以及这个小县城居民的心里感受，小胡认为他们，反而是最懂得防护的人。“这么说吧，全国有500多万名饿了么骑手，没有出现一例感染。”
经常出入各大小区，他对各个小区的情况了如指掌。“翡翠公馆的病例2月1号公布确诊，我在1月27日送货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穿着防护服的人员在那里消毒了。”
县城里总共两个大型商场，如今只剩下两个超市还在营业。小胡常去取货的沃尔玛，位于县城的城西边，2017年年末才正式开放。相比“老牌”的世纪联华超市，人相对要少一些。
一方面，是因为世纪联华开店更早，所处位置也更加中心；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久前确诊的病人，曾经带病来过沃尔玛，引起了恐慌。
沃尔玛超市门口，站着拿着体温监测仪的工作人员，每测一次体温，就自发做一次提示：“超市4小时消一次毒，你们放心”。
沃尔玛的货架上也没剩多少新鲜绿叶菜。管理人员表示，沃尔玛在杭州和嘉兴分别有仓库，负责华东地区约100多家沃尔玛门店的供应。除蔬菜因为运输原因可能缺货外，其他商品均供应充足。销售额也并未受到疫情严重影响。虽然人少了，购物车却都大了，因为单次购买量变大。除了蔬菜和肉类，就属馒头、饺子、方便面这些基本食品受欢迎。
疫情引发的恐慌，曾经在这个小县城发生过抢购大米的情况。沃尔玛不得不紧急采取了大米限购措施，规定每人每次只能购买6袋大米。“我们这么做，并非是供应不足，而是为了在此时平价供应，稳定情绪。”沃尔玛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超市标注的消毒信息，以及大品牌的品牌溢价，还是给了消费者莫大的安慰，“这种时候，还是去超市比较放心。”
疫情下的低欲望消费
去超市买菜的人多了，菜场的人流减少最明显。城东的大型菜场，悄无声息地在正月里关了门。在尚在开放的社区小菜场前，总是会站着五六个监测体温的工作人员，戴口罩成为可以进入菜场硬性要求。
有些商户因为买不到口罩，不得不歇业闭店。菜场里几个摊位，空空荡荡。剩下的商户，戴的口罩也是五花八门。有自制的布口罩、一次性口罩，或是N95的医用口罩。
卖菜的商户很少，进来买菜的顾客就更少了。钟楼菜场商户梁建勇（化名）开玩笑地说：每天买菜的，还没卖菜的多。
钟楼菜场是新昌县城最大的菜场。除散卖摊位之外，还是不少乡镇菜场的批发市场。梁建勇也是大批发户。“现在一般跨过杭州去嘉兴进货，杭州的菜价太高了。”即便是少量进货，每天也会剩下一些。梁建勇决定先卖完这一批，再考虑进货。
除了菜场和超市，县城人还有其他的蔬菜购买渠道。城东最大的东联菜场关门了，马路上则多了一条约十米的临时卖菜摊位。这条空阔的三岔路路口，因为不用挤在密闭的菜场里买卖，不少人更愿意在这里买到新鲜菜。
而卖菜的摊主，都是本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带着泥土的竹笋和胡萝卜，摊放在尿素袋上，告知着这些蔬菜来自自家种植。对于这些占道摆摊的卖菜老人，当地城管也默认放行。其实每逢过年，城管和这些摊主，都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现在疫情期间，保障基础物质供应的卖菜行为，更不会干预。只要戴口罩，他们（城管）不会管。”
梁玉娟（化名）带着一个布制的口罩，每天早上6点半，骑着电瓶车从村里出发。电瓶车上，是她早晨起来，刚从自家菜地拔下的小青菜、胡萝卜等蔬菜，前往县城去卖菜。
和大多数村一样，梁玉娟的村口也有村民把守，拒绝外村人进入，但本村人出入尚没有限制。过年是老两口“创收”的好时候，以往几年，每天不到下午，菜就卖光了。今年买菜的人，也不如往年多。
梁玉娟坐到下午1、2点左右，菜还有剩下不少。每有一个人经过，所有人都开始卖力推销，并主动降价。好在不少人为了少出门，愿意就近的多买一些。加上菜场关闭之后，也给梁玉娟带来了一些客流。
城里人要想不出门就吃到新鲜蔬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托乡下的亲戚，捎点自家种的青菜萝卜。从村里开出去的车，顺带都会帮着捎上点地里的菜。这是只有县城这种小范围地方，城乡之间的熟人连接更为紧密的县域生活方式，才有的便利。
买菜这事，除了开源，还有节流。菜式少了，菜量也少了。原本用来招呼亲戚囤的菜，可以吃上好几天。还有，和蔬菜、肉类这些生活必需品相比，水果店生意损失更加惨重。
不少水果店打出批发价甩卖的横幅。县城一家山东水果店的老板，不得不在店门口挂出“箱装水果，100元4箱”的促销字样。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原价45-65元不等的箱装水果，每卖出一箱，就要亏十几元。可是，如果不卖出去，亏损更大。
这个来自山东的水果小店主，分别在新昌县和马云祖籍的嵊州市，共开了4家连锁水果店。今年都在亏损。原本作为一年营收重头的春节旺季，现在变成了亏损困难期。
尽管价格压得低，也只有偶然看到降价消息的路人，买走几箱。正月初八之后，他的母亲所打理的几家嵊州水果店，面临被迫关停的情况。所有销售渠道，被压缩在新昌县城里澄潭镇上不足20平米的小店里，还要降价出售。
但是他对每个购买的客户表达了感谢：“能卖出去就不错了。”
整个县城的消费欲望，都因为这场疫情，被迫降到了最低点。
这一场疫情，在物理上不仅切断了县城与农村之间的联系，也阻隔了村与村的联系。停开的城乡公交，被土堆、砖墙、大卡车、大树捆隔断的乡道，所有人自觉把自己困在一个个网状的格子里。
调配物理距离阻隔后的不适感，手机帮了大忙。互联网最大程度地拉平了信息接收速度，乡镇县城的人们，通过抖音、快手、头条、微信等，获取与城里等量的信息。而农村里畅通的线下交流也还在继续。譬如，谁家有从武汉回来的，温州回来的，台州回来的，隔壁谁家咳嗽了几声？这些信息都在快速汇总，再通过手机广泛扩散。
当人站在这个疫情时期的小县城，表面上看到的反而是一个更为平静的社会景象。更多的改变、适应和调节，都放在了心里。人与人之间的表面状态，依然传达着乐观的情绪。毕竟所有人都希望，这场疫情，快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