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公司和 BoF 发布的 2019 年时尚报告中就已指出：今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时尚市场。这听起来并不那么出人意料，毕竟当今世上几乎一半数量的奢侈品都被中国消费者购得，海外时尚品牌越发依赖于这拥有层出不穷新兴中产阶级的市场，而中国的纺织制造业也在为这个国家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但一个颇为奇怪的悖论是，如果中国在服装消费、生产、出口上都能够有如此重量级的影响，为什么我们貌似仍然穿着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设计的服装?为什么我们很少在海外的时装百货店看到中国设计师的品牌?
如果说谢锋是中国设计师进入国际时装周的前奏，那么2007年无疑是中国设计师在国际时装周上整体亮相的一年。这一年中，谢锋继续在巴黎时装周展示了他的两季时装；在米兰，设计师郭培带来了她的礼服；纽约时装周上出现了男装品牌“卡宾”。至此，纽约、伦敦、巴黎、米兰四大时装周上都出现了中国设计师的身影，亮相国际成为你追我赶的集体行为，也是那段时间里中国时尚业聊以自慰的凭证。
不过，仅仅是两年过后，来自中国的品牌再次以集体的方式从国际视野中消失，就连坚持最久的谢锋，也总共只有五季的发布。时尚圈是最现实不过的，丝毫的犹豫和任何的停滞都有可能马上被淹没。实际上，他们只会记得最新鲜的潮人和坚持至最后的超人。
实践表明，零星的攻势似乎很难将时装中心的壁垒和对中国时装既定的偏见打破。
但是现在，情况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法新社12月27日报道，如今中式优雅正置身巴黎时装最前沿 ， “中国制造”可能仍令人更容易想起批量生产的成衣而非T型台，但中国的设计师们正慢慢扎根巴黎。作为跻身利润丰厚且日益由中国顾客构成的奢侈品市场举动的一部分，他们正涌入世界时装之都。
显然，随着巴黎正为迎接于明年初上演的下一波时装秀加速运转，一些中国设计师已进军这个“珍稀”的高端时装世界。中国著名女设计师郭培，曾为歌后蕾哈娜设计一袭惊艳2015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慈善晚宴的黄色长裙而出名，已在巴黎开设精品店，将展示其设计的系列高雅时装。明年2月，其他多位中国设计师也将在巴黎发布各自的最新服装设计。
“我们开始看到来自中国但放眼于全世界的时装。这些时装正创造关于这个国家的新观念，一种优质高雅的崭新中国制造”，中资时装集团ICICLE之禾的巴黎办事处负责人伊莎贝拉·凯普隆如是说。今年9月，该公司在遍布奢侈精品店的巴黎“金三角”核心地带开办其首家国际店，“巴黎是时尚之都，这是我们实现国际化的跳板。”
有关成见曾经根深蒂固。凯普隆说：“7年前当我表示加入一家中资集团时，一些人难以置信，显然他们觉得中国人没品位，是劣质制造商。但如今，已发生一种真正的转变，这一波中国新品牌已成为一股浪潮。”
自2015年在伦敦初次亮相后，如今厦门设计师上官喆已成为巴黎男装秀的常客，他说：“业内人士完全清楚中国的制造水平，且有关质量确实越来越上乘。巴黎是非常国际化的舞台。人们并不在乎你来自哪里，产品本身的质量更重要。”
奢侈品专家布里奥纳表示，这种新“中国制造”的崛起，赋予中国人激情，是一代年轻人开启的一场时装革命的开端。
关于21世纪中国时装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设计师们能否将远东变成创意来源地，而不仅是高级时装消费地？
鲁迅先生当年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话似乎也适合现代时尚潮流设计。
中国的服装行业一直在飞速的发展,新崛起的服装设计师也层出不穷,但是以往被很多人所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服装设计师和国外顶级服装设计师一直有一定的差距,尽管这个差距在慢慢缩小,但是为什么会一直存在呢?这个差距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也许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更多的可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客观原因,这不是设计师本身的努力就可以弥补的。
历史的先声
一、服装设计师出现的起点差距
在20世纪初,法国出现了两位高级时装设计师――捷克?杜塞(Jacques Doucet)和查尔斯?沃斯(Charles FrederickWorth),后者被称为“高级服装”设计的第一人。他为演艺界的当红女星设计能够凸显她们社会地位,不艳俗但华贵,不下流而性感的服装。巴黎当时的报章和杂志都专门撰文介绍和称赞他们的服装,由于媒介的推崇,他们的服装设计更加引起社会的重视。
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清朝末年,严重受满文化的影响,男装女装都是一个条条框框下来,只是在面料的质地和花色上有贫贵之分。因为有着严重的民族性的制约,在服装的款式及发式上也基本上都是旗装旗束,根本无流行样式可谈。因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很难有人会去打破陈规,寻求新的着衣文化。当时的清朝也即将灭亡,社会动荡,人人都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更何提百姓饥苦,又有多少人会去把心思放在穿衣打扮上。
二、中西方服装设计发展速度的不均衡
1.中国服饰的西化对服装发展的严重阻碍。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君主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同时也颁布了与服装发展有关的各种条列,颁布了《服制条列》,规定了官员不分等级,都以西式大氅和燕尾服作为大礼服,裤为西式长裤,常服可用西式或袍褂。女子礼服,上装是对襟衫,下穿裙子。此条列的内容大多是采用西式服装。还有一个服装法令,即《服制》,其内容就是对民国男女正式礼服的样式、颜色、用料做出具体的规定。这份《服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用西洋服饰作为礼服。尤其是大礼服的选样上,几乎照搬西洋服饰。男子大礼服完全是英国绅士式的,以欧洲的燕尾服为基础,加以硬的黑色的礼帽,衣领系活动的折角硬领,及黑色圆腿西裤。《服制》颁布20天后,民国政府又公布了《陆军服制》及《陆军官佐礼服制》,新式的陆军制服完全西化。也许民国初在制定洋服作为礼服时,并未意识到其对中国传统的猛烈撞击和前所未有的意义。一种迥然不同于我国衣冠文化的燕尾服和圆筒礼帽成为民国的主要礼服,这不能不说是极为大胆的举动。此举绝不像中国传统的中庸之为,颇有点矫枉过正。在具有两千年传统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惧怕变化,依赖传统,但他们更畏惧权威。
2.同一时期不同的发展――第二次产生差距。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就是这样,西方流行什么我就来穿什么,连服装的基本发展都受到制约,更谈不上服装设计了。而在此时的西方国家,大量优秀服装设计师层出不穷,如:保罗?布瓦列特(PaulPoiret)、简?朗万(Jeanne Lanvin)、简?帕坤(Jeanne Paquin)等,都是当时在时装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设计受到女士们的青睐,女人以能穿上他们设计的衣服而感到自豪、自信和满足。人们愿意花钱去买设计,喜欢穿独一无二的服装,这点正是与中国女性着装心理反差最大的地方。中国此时的服装设计依旧没有开始,而西方的服装设计正飞速的发展,差距再一次产生。
3.经济因素对服装的影响。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这八年来对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不小的损耗。接着,中国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直接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倒退50年。经济滞后了,其它的所有发展也跟着滞后了,对服装的发展所造成的障碍是毋庸置疑的。
4.建国以后政治对服装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宣告社会变革胜利的同时,也宣告了服装的变革。即使是变革也似乎只是形式的转变,依然不是服装设计的开始,服饰的发展还受到政治的严重影响,政治化服饰已经成为中国以后几十年的基本形象,成为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载体。1966年爆发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投入到一场人为的灾难当中。红卫兵就是从服装开始他们的“革命”的。他们扛着“扫四旧”的旗帜,对所谓“奇装异服”进行了扫荡,凡属所谓“封,资,修”范畴的服饰,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和与无产阶争夺下一代的和平演变方式。在这种政治背景的影响下,服装可谓是被彻底的封杀了。任何人都无心去穿衣打扮,也不敢去穿衣打扮。政治因素始终是与服装密不可分的,政治事件永远是复制变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这样一种与服装设计师的产生相背离的政治环境下,怎么可能有服装设计师的产生呢?
三、出现服装设计师以后影响服装设计发展的客观因素
1.流行什么穿什么。在中国的服装消费观念中,一直存在着“流行什么穿什么”,“她穿什么我就穿什么的”消费观念,不能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消费观念,但是这种老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的消费观念似乎对服装设计师的发展很不利。而中国的这种消费观念似乎给设计师造成不买你的账的结局,使设计师变得无用武之地,设计师只好迎合消费者去做消费者喜欢的。如果这种消费观念没有更正,那中国的设计市场很难把“抄袭”风给抹杀掉,设计师的潜能也是无法被挖掘的。
2.经济不富裕。虽然在近十几年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富裕的也只是小部分人。消费者腰包里的钱不充足,购买力自然就会下降,能购买起被设计的产品(成本高)的人自然就是少之甚少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一批很有成就的设计师,他们希望能做自己的设计,卖自己的设计,但是做自己的东西是需要相当大的精力、人力,以及资金,因此产品的成本自然就是相当高了,而国内很少有能消费得起这些产品的人,所以能够成功的服装设计师也很少。
3.受历史影响。因为有之前的西化影响,大部分人认为只要是洋玩意儿就是好的,这使后来中国人也一直被这个不怎么好的思想所影响,认为国外的就好,进口的就好,国产的就不好。甚至有些人不管真真假假,只要是国外品牌,她们就喜欢,管它是真是假,反正是“名牌”,这使很多“国产”设计师无可奈何。
4.中国的传统教育对服装设计师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的教育就有“是与不是”、“对与不对”、“该与不该”之说的绝对式教育理念。这种绝对化的教育理念与学习服装设计的思维方式是相驳的。服装设计是一个发散的思维空间,没有绝对的错与对之分,但中国大部分设计师从小到大所受到的都是这种中国传统式教育,所以在服装设计的过程中也会受到这种传统的,已经在内心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有很多华人设计师在世界舞台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像Ann Sui,婚纱女王VierWang,都是华人,但是这两位设计师从小受到的都是西方教育,她们生在国外,长在国外。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教育不好,只是这种理性化的教育模式不太适合像服装设计这种更多地需要感性化东西的职业。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已经与国际接轨,服装设计师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的获取新鲜信息,信息的来源也更加广阔,这可以使设计师不断更新思想,设计出更好的作品。
现在的情况是，一切是否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中国设计师的国际化视野
中国新兴的这些设计师中的佼佼者尽数从海外那些最负盛名的时装设计学府毕业。甚至大都有着在著名西方设计师工作室工作过的经历。比如陈序之，这位出生于中国绍兴的男孩，曾在伦敦的中央圣马丁学院学习女装设计，毕业后先后加入了 Craig Green 和 J.W. Anderson 的工作室。并在 2014 年成立个人品牌 Xu Zhi。这位有着灵巧技术之手的设计师，以独特的纱线编织技法获得了业界和市场的肯定，接到了包括 Dover Street Market 和 Opening Ceremony 等买手店的订单，也获得过 LVMH 青年设计大奖的提名。时装顾问 Julie Gilhart 描述他是 “中国传统工艺加之西方影响的范例”。有着国际化时尚视野的陈序之拥抱他出生国度的文化，也欣赏国际化教育为他提供的一切。他说：“中央圣马丁让我变得更现代，同时，也更是我自己。”
而另一位新锐设计师胡颖琪，则同时拥有中央圣马丁本科以及 Parsons 设计学院的硕士学位。她通过交替层叠的薄纱裙、“浪漫主义” 的 DNA 与精细多层次的手工细节，阐释出了自己那独特的美学。虽然刚毕业没多久，在 2018 年创立的同名品牌 CAROLINE HU 却迅速给时尚圈留下了深刻印象。
像陈序之一样的新一代中国设计师群体，从西方时尚行业获得了很多时尚经验。他们有着前瞻思维和更为先锋、全面的时尚观，也善于将自己所拥有的文化用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时尚重新相连。对于东西方文化和时尚产业的熟悉，使得他们有能力在国内外共同发展，开启多维度的时尚市场。
消费口味在变化，中国时尚业在提升
据中国设计师中的翘楚 Uma Wang(王汁)回忆，她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时，属于中国设计师的机会并不多。无论是业界还是媒体，都没有给他们很多支持，那时的一切 “很安静”。但近些年，我们能欣喜的看到中国消费者观念的变化和中国时尚产业内对于设计师品牌的支持。
中国的时尚消费者在探索自己的购买方式，不再只向外界眺望，而开始环顾四周。新一代的年轻群体渴望购买上一代消费者从未听说过的品牌，当这些时尚顾客不专注于购买 “大牌”，转而喜欢能被视为更 “独特” 的服装时，这给中国设计师品牌带来了很好的机遇。
不仅中国消费者正在走向成熟，随着中国时尚产业的规范化和价值链的攀升，越来越多平台正在以多样的方式支持本土设计新秀。比如像 LABELHOOD 这样的先锋设计师孵化平台、以及更多中国设计师品牌买手店的增加，市场上出现了许多能够帮助设计师 “吆喝” 的人。
当年轻设计师毕业时，中国时尚市场开始主动为他们提供展示平台、销售渠道、媒体和消费者，这些在五到十年前中国设计师们所不敢想象的资源。愈加成熟的本土时尚生态系统开始协同工作，或许这一切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设计师有了底气，去获得在更发达的国际时尚领域应给予的那份认同。
结语
对中西时尚行业体系有着精深的研究的学者冷芸曾这样描述中国的前三代时装设计师：第一代中国时装设计师(20 世纪 80 年代)受艺术驱动，关注他们的中国身份，但商业上不太成功;第二代(20 世纪 90 年代)更务实和专业，开始享受商业成功;第三代(21 世纪初)更现代和多元化，但倾向于 “复制” 西方设计技巧。
无论你对于这样的评价是否赞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新一代中国设计师自身，以及他们所身处的环境、拥有的资源都已和前几代设计师大不相同。新一代中国设计师中的佼佼者不再执着于的身份认同，抛开了文化限制也在积极反抗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时尚是 “模仿者” 和 “制造商” 的刻板印象和结构限制。
他们了解时装在商业可行性与艺术价值之间的共生关系，并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去拥抱时尚设计。他们年轻且具有可塑性，有着十足的个性和坚持，创意与原创性。是他们让我们相信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改变，在未来，中国的时尚可以向世界诉说些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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